佛教“禅宗文化”在武汉

佛教“禅宗文化”在武汉

“武汉”作为汉传佛教禅宗、净土宗的发源地，在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武汉有着浓厚的佛教文化底蕴，对武汉的宗教文化发展和城市文明的进步有着巨大的影响。

佛教自东汉传人中国，便不断与中华文化相互交融，深刻地影响着中华文化的品格和特质，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之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历程是一次外来文化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传播在这个历程中不仅是一种历史的行为，更是一种文化的行为，促成了佛教的中国化。佛教起源于公元前6世纪的印度，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于东汉时期传入湖北。

随着各朝不断演变，佛教文化与独特的武汉文化不断融合，武汉佛教形成了“鄂州译经，襄阳奠基，玉泉立宗，荆州弘扬，禅起蕲黄”独到的弘法途径和模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壮大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极大丰富了中国佛教文化的内涵外延，为推动武汉城市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佛教文化在武汉的发展历程

黄武三年（公元224年，黄武-三国孙权的年号）印度僧人维祗难携《法句经》来到当时的武昌（今鄂州市）译经传法，这是湖北佛教历史上首次见到经文。两晋南北朝时，佛教进入全盛阶段，晋武帝泰始二年（公元266年）印度僧人竺法从洛阳出发沿途宣讲佛法至江陵。东晋著名高僧道安大师派弟子慧远法师等人率400余僧众来到襄阳。道安在襄阳整理佛典、编纂经目，用“无在万代之前，空为众形之始”的论点扬弃格义；倡导以释为姓，确立戒规；倡导以释为姓，确立成规，派遣众教徒传教四方。

道安大师

道安法师派弟子到荆州弘法时，信仰的僧徒不分行业，从事各种职业的都有，他们协助建造寺院，塑雕佛像，译经注书，开坛讲经，佛教一时大兴，接收了大批当地信众。极旺的香火使得国内外众多僧侣慕名而至，荆州一时间成为东晋时期湖北弘扬佛教的中心。其弟子县翼曾主持长沙寺，此后又主持新建上明寺，僧人近千人，规模十分宏伟。时道安的弟子惠远、惠持，路经江陵南下时，都曾挂锡上明寺。后惠远从江陵东下浔阳（今九江），登庐山建东林寺，倡净土，终为南方佛教领袖人物。

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3年）隋朝著名的高僧智者大师前往当阳奉诏建寺，隋文帝赐额“玉泉寺”，提出“五时八教”和“一心三观”的佛教教义，创立了天台宗。唐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唐朝高僧道信法师（即禅宗四祖）应蕲州道俗法师之请，入黄梅破额山（今名双峰山）聚徒修禅传法，蕲州道俗为他依山造寺，创正觉禅寺（现四祖寺）。道信在正觉禅寺以其所制《人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传道三十多年，“诸州学道，无远不至”。荆州四层寺法显、神山寺-玄爽等众多高僧大德常来参访问道，门徒曾多达五百多人。他倡导集众传法，农禅双修，成为禅宗的奠基人，后将衣钵传给了他最得力的弟子弘忍法师（即禅宗五祖）。

弘忍法师

弘忍法师继承和发扬了道信法师的禅法，主要有二依：一依《楞伽经》以心法为宗；二依《文殊师利般若经》的一行三立，大弘宗风，接引品群。后因四方来学的人日多，便在双峰山的东面冯茂山另建道场，名东山寺，时称其禅学为“东山法门”或“黄梅禅”。由于弘忍法师对禅宗的大力宣扬，加之道信法师的“十大弟子”法如、神秀等，皆传化一方，一时间出现了“天下无寺不禅”的辉煌局面。后弘忍法师于正觉禅寺传法六祖惠能，因此，佛教界确认，“禅宗应初创于道信，形成于弘忍，发展于慧能”。

归元古刹

佛教的发展推动着武汉的城市文明的进步

在中国佛教古代发展史中，湖北武汉佛教有着特殊的地位和无法估量的卓越贡献。后各朝 (宋、元、明、清等 ) 继续获得大力的传扬，虽然多次遭到劫难，但依旧兴旺，香火不断。近现代的湖北佛教虽然经历了八年抗日三年内战的战火洗礼，又受到文化大革命时期“破四旧”的大肆破坏，很多的僧院被毁于一旦，传播佛教文化的事业一度中止。1978年后，武汉市政府响应国家号召，开始重建被毁佛教建筑，整理修复贵重宗教文物，收回被占寺宇，召回僧人，恢复方丈制，大力支持恢复佛教古刹风采。武汉现存的寺庙：南朝修建的宝通寺，唐代创建明代重修的莲溪寺，清朝的归元寺以及明朝的卓刀泉寺都已对外开放，供信众参与活动，也给普通受众提供了烧香拜佛的场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