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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的起源地是哪里,它是谁传播的,一直延续到现在

导读:佛教的起源地是哪里,它是谁传播的,一直延续到现在凉州会谈是在定宗贵由时期举行的,但蒙古和西藏的接触,却早在他们征讨西夏人的初期就开始了。西夏王朝时期,党项人统治着一些藏族部落,因此与当时的西藏有着...
佛教的起源地是哪里,它是谁传播的,一直延续到现在

凉州会谈是在定宗贵由时期举行的,但蒙古和西藏的接触,却早在他们征讨西夏人的初期就开始了。西夏王朝时期,党项人统治着一些藏族部落,因此与当时的西藏有着密切的联系。西夏是一个笃信佛教的政权,佛教是西夏的国教,皇室成员普遍崇佛,藏传佛教占据主导地位。西夏中后期,国内有很多地位很高的吐蕃僧人。元朝时藏传佛教继续东传和深入内地,与西夏信奉藏传佛教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蒙古统治者正是通过他们占领的河西地区的广大西夏人和一些吐蕃人,对西藏有了比较全面的认识和了解。

蒙古国兴起的时候,西藏正处于教派林立、政权四分五裂的分裂状态。对于妄想征服世界的蒙古人来说,西藏对于蒙古国的战略意义很重要:蒙古向西发展,西藏能从左侧威胁他们通向西域的孔道;向南发展,西藏是右侧迂回作战的要道。控制西藏,不仅可以保障蒙古向西域的发展,而且东下可以与由北路向南进的大军形成钳形攻势,夹击南宋,再向南进,就可以进出于东南亚了。这一点,成吉思汗看得很清楚,实际上在他征服西夏时,就已经把西藏置于其征服战略之内了。

西夏人

大蒙古国建立之后,成吉思汗和西藏之间就有往来。藏传佛教的一些僧人开始零星地到蒙古活动,有的还与王室接触。如有个青海出身的藏族僧人西纳格西,就曾前往拜见成吉思汗,并因能作法降雨,受到成吉思汗的敬重。而蒙古人也开始进入藏族地区,如拉施特的《史集》里就说,成吉思汗曾分蒙古翁吉剌惕部四千户给按陈那颜的儿子驸马赤古·古烈坚,让他驻守吐蕃之地。

阔端是蒙古国第一个进军藏区,也是建立蒙藏关系的第一人。其后西藏归附蒙古、蒙古皇室归宗藏传佛教,都与他有密切的关系。1239年,阔端出于巩固对西夏故地和甘青藏区统治的需要,也为以后蒙古进军南宋做战略准备,派蒙古军对藏区采取军事行动。

成吉思汗

1240年,蒙古军在多达那波的率领下从甘青藏区进入西藏。

他们在北部的热振寺杀了500名僧人,震动西藏全境。蒙古军的统帅多达那波,据说事后很后悔,向寺院布施金银,设法重修寺院。蒙古军进入藏区,他们的杀戮和所造成的破坏并不像藏民先前所想象的那样恐怖。在烧毁了一些寺院、杀了若干喇嘛之后,蒙古军就改变了策略,开始尊重寺院和喇嘛的地位,甚至帮助他们重建寺院,这和蒙古自成吉思汗开始就对一切宗教均加礼敬的做法是一致的。

多达那波入藏,正式打开了建立蒙古与西藏历史关系的大门,这次军事行动的结果,不仅击败了沿途遇到的武装抵抗,更为重要的是,阔端的军队找到了一个可以代表西藏到凉州和阔端会谈的人。这个人就是当时从西藏佛教各派中挑选出的很有影响的萨迦派的领袖萨迦班智达。为了达到目的,阔端给萨迦班智达带去了一封信:“我为报答父母及天地之恩,需要一位能指示道路取舍的上师,在选择时选中了你,故望不辞道路艰难前来我处。若是你以年迈为借口(不来),那么以前释迦牟尼为利益众生做出的施舍牺牲又有多少?(对比之下)你岂不是违反了你学法时的誓愿?你难道不惧怕我依照边地的法规派遣大军前来追究,会给无数众生带来损害吗?故此,你若为佛教及众生着想,请尽快前来,我将使你管领西土之僧众。”

萨迦班智达

1244年,在阔端的威逼利诱下,萨迦班智达携侄子八思巴(意为圣者)和恰那多吉,一行三人前往凉州。阔端邀请萨迦班智达的主要目的应该是政治性的,就是要吐蕃宗教领袖前来朝觐蒙古大汗和自己,以示臣服。同时应该也有宗教目的。因为蒙古人信奉的是萨满教,萨满教的尊神是“长生天”,在宗教教义和仪式方面,和藏传佛教有共同之处。阔端叫萨迦班智达为蒙古帝国和自己祷告祈福,也在情理之中。1246年,萨迦班智达抵达凉州,正赶上阔端返回和林参加定宗贵由的即位大会,于是等了一年。阔端此次前往和林参加忽里台大会,主要目的是想争取自己继位,但因体弱多病等多方面原因,蒙古贵族最后推举贵由做了大汗。

1247年年初,阔端返回凉州,这才会见了萨迦班智达。萨迦班智达在凉州为阔端举行了祈祷法会,他的学识和传教经验这时起了作用,阔端为此对他产生了好感,开始看重藏传佛教。据说萨迦班智达还治好了阔端多方延医诊治而没有治好的重病,并且指出阔端是以前西夏一位被臣下害死的国王的转世,阔端患病是因为触犯了西夏地方神祇,他可以用佛教法事解除,于是阔端对他更是礼敬有加。双方商讨了西藏归附的具体事宜,西藏向蒙古臣服,接受蒙古的统治并纳贡,蒙古则维持原来地方首领的职权并委以官职。这是关于西藏归附的框架性的协议。

西藏人

双方谈妥之后,萨迦班智达即从凉州向西藏各教派的领袖和他的亲友子弟发出许多信件,敦劝西藏各界归降蒙古。其中最著名的信件就是《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致乌思藏善知识大德及诸施主的信》(亦译作《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这封信除了劝告西藏各派归附蒙古之外,比较重要的内容是谈到西藏的行政事务将由蒙古派人管理,而宗教事务将由萨迦派来管理,这实际上是抢在各派之前确立萨迦派在西藏宗教界的领袖地位,而后来蒙古对西藏实施管理,大体就是按照萨迦班智达的这一方针进行的。同时萨迦班智达要愿意归附的地方造三种表册:一是地方官员的姓名,二是百姓属民的数字,三是交纳贡物的品种和数量。这三种表册,是西藏归附蒙古的实质性体现。

凉州会谈,使萨迦派确立了在整个藏区的威望,也成了蒙古汗廷在藏区的代理人。而藏区的官员、户册,甚至贡赋的内容和数量均已呈报给蒙古宗王,说明凉州会谈直接促使西藏以和平的方式归附蒙古,这应该是萨迦班智达最大的历史贡献。当时青藏高原自9世纪中叶吐蕃王朝灭亡后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已经几百年了,没有统一的政权组织,没有统一的军队,显然不可能和蒙古大军相抗衡。萨迦班智达很清醒地看到当时的实际情况,他不顾个人安危,以63岁的高龄前往凉州会见阔端,不但是有勇气的,而且是有远见卓识的。他通过和谈的方式使西藏和蒙古汗廷建立了联系,号召西藏人民归附蒙古,避免了蒙古对西藏的军事征伐,使西藏人民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得到了保证。西藏归附蒙古,顺应当时历史发展的潮流,完成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推动了西藏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西藏和内地文化的交流和各民族间的融合,这不能不说是萨迦班智达个人的历史功绩。其后藏族人民及藏传佛教各派都对他表示尊崇和怀念,也说明他的所作所为是符合广大藏族人民的心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