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赵子昂的书法几乎一统江湖，他领导的追求复古的思潮也影响了众多的人士，举国上下几乎都是赵氏一派的书风。到了元末随着赵氏的书法影响深入，很多人开始直接学习赵氏的书法，这反而与赵氏倡导的复古背道而驰了。这种平整圆润的书风也束缚了书坛的创造性，使得元代末期的书法陷入糜弱、缺乏生机的局面。
《草书题钱谱》其中有一些远离朝堂的隐士文人，他们强调自己真情实感的表达，试图冲破这种萎靡不振的风气，创造一种新的书风。这些书家中杨维桢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的书法远离那种唯美的书风，创造出一种奇绝、高古的书风，如果就此认为他的字是当时“江湖体”“野狐禅”那就大错特错了。
《草书题钱谱》对于杨维桢的书法，我们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他，一个是“入古”，一个是“出新”。不过首先我们还是要大概了解一下他的生平。
杨维桢（1296-1370）字廉夫，号铁崖。年轻的时候据说他的父亲为了让他安心读书，在铁崖山为他盖了一幢小楼，周围种植了万株梅花，楼上藏书万卷，然后狠心的老爹把他赶上阁楼去掉梯子，每天用轱辘传食。苦读五年才出山，年轻的杨维桢当时也抱着“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的想法，但当时朝廷的腐败也让杨维桢一直郁郁不得志。后来元末农民起义，眼看元朝岌岌可危，杨维桢不得已金盆洗手，退隐江湖，或寄情于山水之间，或沉迷于声色之乐。
《草书题钱谱》《草书题钱谱》下面我来说一说杨维桢的“入古”，杨维桢一生致力于诗文辞赋等文学的入古与出新，在诗歌方面他倡导古乐府运动，并以他为中心形成了一个“铁崖诗派”，对当时及后世诗歌的影响非常深远，因此他也被认为是元末东南文坛的领袖，执牛耳者。他的书法艺术的审美与诗文的文艺观念的结合非常紧密，这种文艺观念也影响了他书法的创作方向。
杨维桢在文学上追求古意，极力倡导古乐府的诗歌，在《潇湘集序》中，他曾经这样说到：
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咸，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
《晚节堂诗札》他甚至说：“律诗不古，不作可也”。这种复古的思想也是对元初以来的复古思潮的进一步揄扬。当时很多人学习盛唐之风，但只是在词句上简单粗暴的模仿，因此陷入泥古不化的境地，而于古人最关键的地方，是意境的表达却很失败。杨维桢批评到：
“务于语言，而古意寖失。语弥工，意弥陋，诗之去古弥远。”
他的这种崇古的观念同时也影响着他的书法审美，同时也受到当时书法上由赵子昂推动的复古运动的影响。而赵氏的复古思想与他崇古的内涵是一致的，赵氏曾经论画云：“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他跟赵氏一样都强调学习古人，要学习古人的“意境”，这是学古的关键，而不是外在形式的模仿。
《周上卿墓志铭》《周上卿墓志铭》虽然是杨维桢的一幅小楷作品，但他还是创造性地把章草的点画笔意融入当中，于工整的结体中不时跳跃出活泼的古意，严谨而不失率意，刚健中又透露着古雅飘逸。杨维桢在他的书法中用篆籀、隶书和章草的笔意去书写行书、草书和楷书，这是他崇古的审美表达。就此一点，那些评价他的书法是“江湖体”“野狐禅”的人，看来确实是不太懂书法。
《张氏通波阡表》《张氏通波阡表》《张氏通波阡表》《张氏通波阡表》是杨维桢的行书作品，但他却把章草的笔法与结构掺杂其中，能看出来他师法索靖《急就章》。他的这种章草笔意与赵氏的章草作品相比，更加的拙拗、冷峭。而与康里子山所作的《李白古风诗卷》在用笔上极相类似，这两件作品的最大特征，就是在用笔上显现出几近刻意的章草捺脚，但在遣笔意趣和总体汇成上，却古意盎然。
《梦游海棠诗卷》《梦游海棠诗卷》《梦游海棠城诗卷》与《张氏通波阡表》风格类似，通篇几乎全是章草笔意写就，点画的波磔十分明显，似是刻意为之，提按顿挫非常强烈，笔力劲健，姿态生动又古朴自然，具有高古的意境。
《张宣公城南唱和诗卷》《张宣公城南唱和诗卷》《张宣公城南唱和诗卷》《张宣公城南唱和诗卷》此卷《张宣公城南唱和诗卷》是杨氏行草书的代表作，笔意奇崛，笔法挥洒自如，线条清劲而有弹性，富有篆籀之气。文中多字以篆书的形态写出，最后一笔的竖笔如万丈悬崖倾泻的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明万历进士谢肇淛在跋此诗卷时云：“杨铁崖先生为补书张宣公原作，笔法古劲，真足配食，紫阳此卷益重连城十五矣。”字里行间对杨维桢此卷所呈现的古劲风格推崇有加，谓其价值连城。
杨维桢的“入古”是为了向古人师法，更是学习古人的那种意境，而他的“出新”则是自我性情的表达。杨维桢是个放达率真之人，他学习魏晋文人的风流，与宾朋纵情山水，宴游唱和。宋濂称其谓：
晚年益旷达，筑玄圃蓬台于松江之上，无日无宾，亦无日不沉醉。当酒酣耳热，呼侍儿出歌《白雪》之辞，君自倚凤琶和之。座客或翩跹起舞，顾盼生姿，俨然有晋人高风。
杨维桢曾经说：“诗者，人之情性也，人各有情性，则人各有诗也。”这种“性情说”反应到书法上则是一种奇崛之气。
《真镜菴募缘疏卷》《真镜菴募缘疏卷》《真镜菴募缘疏卷》《真镜菴募缘疏卷》《真镜庵募缘疏卷》是杨维桢“出新”“奇崛”风格的代表作，此卷本是为真镜庵募集善缘而写，按说这种事佛的场合应该谦恭而书，但杨维桢反而把它写的粗头乱服，笔法奇异多变，字形不衫不履，大小参差错杂。同时由于他有着深厚的古文字基础，因此作品中用了很多古字、奇字书写，从而在“出新”的同时带有古味与奇趣，表现了“入古”与“出新”的交融。
吴宽曾经评杨维桢书法云：“大将班师，三军奏凯。”他的作品显示出强烈的抒情意味和浪漫色彩，在笔法、墨法、字法等方面超凡脱俗，乍看之下给人一种偏离正统的怪异感，然细细品味之后则感觉狂而不乱，虽纵横交错然浑然一体。完全是杨维桢自我性情的充分流露，虽狂怪，何伤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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